全新生存成本视角解析民生问题：探索世界模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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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福利社会的角度来研究民生问题。本书介绍了“生存成本”的概念。从“生存成本”的角度研究民生将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比福利社会的视角更科学、视野更广阔。生存经济学中提出了“生存模式升级”的概念和“幸福指数”的衡量标准，为政府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生存成本”概念与上世纪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类似，因为它不仅开辟了经济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人类开辟了新的社会模式。 “低生存成本社会”将是继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社会之后人类的第三种社会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模型3.0”。 [2]

基本观点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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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不会导致生存压力减轻

人们总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生存的压力会变小。但实践表明，生存压力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确实可以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并没有带来生存压力的减少，还可能导致更大的生存压力。人的幸福并不取决于生活质量，而是取决于生存压力。如果生存压力不减少，人类的幸福感就不会提高。

经济发展通常会带来两个影响：一是人们收入的增加；二是人们收入的增加。二是生存成本增加。如果收入的增加不能覆盖生存成本的增加，生存压力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大。人们往往只看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却很少有人研究经济发展带来的生存成本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学家经常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收入，却很少研究如何降低人们的生存成本。作者提出“生存成本经济学”以人们的“生存成本”为对象，探讨如何降低人们的生存成本。作为研究目标。

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迄今为止改变的是收入增加了，不变的是生存成本占收入的比例，所以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幸福与收入无关，而是与收入与生存成本的比率有关。

2.生存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经济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产品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是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两者对人们的生存有着不同的影响。新产品的发明将导致人们生存成本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加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经济发展带来的两种影响是异步的。一段时期内，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新产品的出现。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新产品的出现超过了生产效率的水平，如果人们生产效率的提高超过了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就会变差。如果经济发展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超过了新产品的发明，那么人们收入的增加就会超过生存成本。如果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就会提高。

随着新产品的发明，人类的生存成本不断推高。一种新产品一旦被发明出来，很快就会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就会成为人们为了生存而必须支付的账单，这就是生存成本。部分。新产品的发明将导致人类生存方式的升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也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生存模式的升级，会带来生存成本的增加，因为这些都要换取我们的劳动成果——收入。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也是一部生存成本不断提高的历史。历史，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构成人类生存模式的饮食模式、居住模式、交通模式、交往模式、工作模式、社会模式等都在升级。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主流生存方式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0世纪90年代，变成了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进入21世纪，变成了建筑、汽车、电脑、手机等，中国人的生存模式升级路径非常明显。

人类生存模式升级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们一旦进入新的生存模式，就几乎不可能回到旧的生存模式。人类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只有选择社会共同的生存模式才能生存。如果固守旧的生存模式，生存会更加困难。比如，现代人如果脱离了手机、电脑、网络，即使回到农村也很难生存。

当然，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人类收入的增加。人类收入主要由劳动生产率——人类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决定。人类价值创造的效率越高，收入就越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劳动工具和信息工具的改进，如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等。一般情况下，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滞后于新产品的出现，这导致社会上穷人和富人的生存差异。

当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时，穷人和富人之间只有收入差异，而没有生活水平的差异，因为穷人的收入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成本。在我的研究中，我使用“生存成本”的概念，而不是“生活成本”。这是因为生活成本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生活质量可以具有弹性。但生存成本无法压缩。生存成本是生活成本的一部分，是维持必要生活所需的费用。不同的人，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收入越低，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一个人的收入越高，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存成本占生活成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是以降低人们社会生存所需成本为目标的理论体系。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并不意味着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相反，在维持现有生活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人们的生存成本在生活成本中的比重，可以使人们摆脱高生存成本的痛苦，从而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整体幸福。

3.生存经济学的幸福指数方程

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幸福与收入有关，认为幸福纯粹是一种心理感受。这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完全不现实的。物质决定意识。幸福经济学不仅可以研究，幸福指数也可以量化。幸福指数可以转化为与实际经济变量相关的方程。

自从现代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向“纯经济学”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导。它最大的特点是不研究分配问题，也不研究幸福问题。我认为幸福应该成为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并且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这是我的幸福公式：

幸福指数=（个人收入/周围人平均收入）×（未来收入预期/当前收入）×（个人收入/生存成本）×个体差异

上式如果不严格的话还可以简化为“幸福指数=收入/生存成本”。

我认为，第一，人们的幸福指数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收入和生存成本。幸福指数与收入成正比，与生存成本成反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收入越低，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低，幸福感越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20世纪80年代是最强烈的，因为那时收入在增长，但生存成本却没有太大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医疗、住房改革的逐步实施，中国人的生存成本骤然升高，幸福感越来越低。

其次，幸福感还来自与周围人的比较：当你的个人收入比周围人高时，你的幸福感就会更强；当你的个人收入比周围人高时，你的幸福感就会更强；如果你的收入比你周围的人低，你的幸福感就会更差。你身边的这类人可以是你所居住城市的亲友、邻居、同事或居民。主要是你能看到、听到、比较关心的。

第三，幸福感还与未来的期望有关。如果现在的收入很高，但预期未来的收入不稳定，幸福感就会很差。如果对未来有稳定的期待，幸福感就会很强。这一点可以通过古代的养儿防老和现代的社会保障来证明。在古代，养儿防老实际上是一种收入期望。

最后，幸福还与个人素质有关，主要是指心理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而不是欲望。

另外，幸福与过去的收入无关，因为过去的收入对应于过去的生存成本，当前的收入对应于当前的生存成本。根据我的幸福指数公式，如果收入增长很快，生存成本上升得更快，幸福感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因此，那些用收入增加来批评人们缺乏幸福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上面的幸福指数公式，想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可以从降低人们的生存成本开始。当生存成本低了，幸福感自然就会增加。还可以从建立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入手。社会风险 越低，人们的收入预期越稳定，幸福感越强。

与萨缪尔森幸福方程的比较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前人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幸福=效用/欲望。

萨缪尔森方程的缺点是它与某些特定的经济因素无关，而是与效用和欲望有关。在经济学中，效用和欲望是主观因素，无法量化。不仅对提高人民幸福感毫无意义，而且还给一些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推脱的借口。比如说，如果老百姓说自己不高兴，有人就会立刻拿起道德大棒，批评老百姓的欲望太高了！现实中确实充斥着这样的批评，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坏的效果。

我认为，幸福应该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来研究，排除一切心理因素，使用客观、定量的指标。在我的幸福公式中，政府只需要做两件事，就是不断增加人们的收入，不断降低人们的生存成本。这两件事做得好，人们的幸福感自然就会增加。心理因素只能用来解释个体差异，并不是决定幸福指数的根本因素。

最终结论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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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会带来人们收入和生存成本的双重波动。收入的增加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而生存成本的增加与新产品的出现有关。人民的幸福指数是收入与生存成本的比率。当两者的比例扩大时，人们的幸福感就会增加。当这个比率缩小时，人们的幸福感就会下降。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一方面要通过经济政策的机制设计来降低人民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民收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