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虎致函林主席主张统一币制与度量衡制度，推动中国经济复兴

文│张国康

【旧新闻记录】

胡文虎写信给林主席主张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

本报讯：华商胡文虎前日致信林主席，主张统一货币制度、统一度量衡制度。总之，统一的货币制度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之一。一个国家的纸币有几十种，度量衡有上百种。当一个人穿过邻近的省份时，感觉就像在异国他乡。纸币每天都在用，但也不是每天都用，各种度量衡的长度、数量、重量也不同。首先，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和法制统一，其他一切经济建设都不会失败。

——《生活日报》2015年7月31日

年份：苍沟白云

一百多字的新闻，出现在一份同样不起眼、版面位置很不起眼的报纸上，未必会引起大的反响。虽然新闻涉及的人物相当大，有华商，有国民政府主席；尽管这个消息涉及的事情比较大，影响千家万户，影响国计民生。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现象。民国时期，多种货币流通历史悠久，难以回流。贫困乱世，衣食难保。乱世人们更关心民生。

也已经是晚年了，对于“跨过邻省，恍若异国，纸币使用要么贴息，要么不贴息”的现象已经无法理解。今天的读者只能“居盛世”。在我们的记忆中，唯一能与此“媲美”的经历不是金钱，而是已经成为远古遗物的“粮票”。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最熟悉的票种。因为每个省市都有自己当地的粮票，这种“画图当监狱”的方法让人很纠结。 “当你穿过邻近的省份时，就像在异国他乡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当地的粮票，吃饭就会成为问题。 。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最权威的“国家粮票”应运而生。到外地旅游时，凭单位开具的证明，可以到粮食管理所兑换一定数量的“国家粮票”。有了这张红色或蓝色的小纸片，就可以在全国任何省市的餐馆里吃饭、购买食品。因此，国家粮票在民间的威望是无与伦比的，甚至成为近二十年来“全国流通”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地方性法规被称为“地方粮票”，一些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政策法规被称为“国家粮票”。然而，随着粮票的退役，“地方粮票”、“全国粮票”等术语也失去了流行生命，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被遗忘，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老旧的粮票一样。消息传来，灰狗从缝隙中掠过，白云缭绕，只是时间的伤痛。

从当地的粮票制度，我们可以想象当货币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时，生活的不便和人们的混乱程度。货币本位制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强制使用、具有形式上的统一、合法的权威、全国统一。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货币发行和流通一直处于不规范、自由放任的状态。没有标准、没有体系的货币局面，混乱可想而知。民国时期有银币、银元、纸币以及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货币等，这些货币历史不同阶段的货币形式同时流通。每种形式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官方的，有私人的，到处都有，以及随着贸易而进口的各种外国货币，也在中国广泛流通。混乱和混乱确实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

货币形式的多样化和地域性特点是由于货币发行权分散在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这也对中央政府发行货币的独特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一些外国人曾经考察过当时中国的货币状况，认为中国的货币制度是在任何重要国家中发现的最糟糕的制度。

性格：家国相爱

虎豹别墅“虎塔黎明”

最糟糕的是，货币体系总是需要改革。对货币流通最敏感的人是商人。中国巨商胡文虎个人对此深恶痛绝。胡文虎（1882-1954）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或许有些陌生，但说到“台湾香膏”这种普通百姓家庭常用的药物，绝对不会陌生。 “台湾香膏”的创始人是胡文虎，被誉为“台湾香膏大王”。至今，在新加坡、香港和福建永定，都有一种建筑叫“虎豹别墅”，柱子优雅，匾额巨大。牌匾上有一只老虎和一只豹子即将出来，铁门两侧蹲着老虎和豹子。雕塑正在注视着。该别墅的主人是中国著名商人胡文虎和他的弟弟胡文宝。

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出生于缅甸仰光。其父胡文虎早年出国谋生行医，在仰光开设了一家名为永安堂的中药铺。胡父去世后，胡氏兄弟继承了父亲的生意，生意日益发展。 1909年，胡文虎游历中国、日本、泰国等地，考察中西医药工业，寻访名医。次年，他回到香港，聘请中西医生、药剂师，研制出“台湾香膏”、“八卦丹”等五种虎药。因其起效快、服用方便、携带方便、价格低廉、品质优良而畅销东南亚等地区。 1932年，永安堂总公司由新加坡迁往香港，并在广州、汕头建厂。还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开设制药厂，以及在澳门、台湾、曼谷、棉兰等地设立分公司，市场一天天扩大。

胡文虎秉承“以人为本，有钱为用”的人生理念。除了在新加坡捐建十多所义务教育学校和中小学外，他还向国内的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学校捐款。抗战爆发后，他积极认购“抗日救国公债”，在捐款、药品、抚慰伤员、照顾儿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他所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全面战争的时刻，正是报效祖国的日子。富人出钱，权势出力，是恰当的。”努力摧毁家庭并提供救济是适当的。”

新中国成立后，胡文虎拥护人民政府，热爱新中国。晚年，他继续在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捐资兴建学校、医院，并捐资赈灾。 1954年在美国檀香山病逝，享年72岁。

旧闻中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胡文虎的福建同胞，是一位几乎“被遗忘的国家元首”。很多人都知道上海著名的淮海路曾经叫霞飞路，但很少有人记得淮海路也叫林森路。林森（1868—1943），字子超，号长仁，福建省闽侯县人。 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 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辞职。林森被擢升为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后又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但他实际上没有实权，只是一个“礼仪性”国家元首。西安事变后，林森主张和平解决，认为“张学良的部队是爱国的”，并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赦免和光复令。但蒋介石拒绝执行，张学良仍遭受长期软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林森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并亲笔书写“抗战必胜”，激励全国军民。国家。 1943年8月1日，林森在重庆因车祸去世，享年75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国葬，葬于福建连江县青芝山。中共中央发来唁电：“林公领导抗战，为国家做出贡献”。 《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对国家元首逝世表示哀悼》。中国共产党认为林森是“老一辈著名的民主革命家”。

燃烧的报纸：笔下的波浪

《生活日报》于1936年6月由邹涛芬在香港创办，是中国报刊史上罕见的只存在了不到两个月的报纸。该书于当年7月底停刊。短短55天，《生活日报》宣传了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其发行量远高于香港其他报纸。 《生活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同志的信以及邹涛芬、陶行知等人以笔名发表的文章。读者反应热烈，来信如雪。由于香港地处东南角，影响力有限，陶芬接受了党组织的建议，决定将《生活日报》迁往上海恢复出版。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他未能如愿。 1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邹涛芬、沉俊儒、沙千里、李公朴、张乃器、王早实、史良被捕。在狱中，邹涛芬写下了《心得体会》和《偶尔翻译读书》。他说：“我将握着这支秃笔，挥洒热血，奉献真心，跟随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冲锋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这份报纸出版的时间很短，正值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币制改革的旧闻。 1935 年 11 月开始的货币改革确立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并禁止白银流通。这在当时是一项渐进式的改革。然而，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却对此百般阻挠和反对。他们担心法币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意迫使中国成为日元集团的附庸。 《生活日报》的一篇报道《日本银行在上海发行2000万张日本纸币，强化对华倾销日货的作用》，将日本纸币的大规模发行比作“魔鬼”。报道揭露，一向喊出“经济支持”与合作的日本，实际上是枪头上挂着“支持”，枪口挂着“合作”。

地方势力对国民政府集中白银的政策并不甘心。天津、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发行筹备管理委员会分支机构，化解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从《生活报》新闻文章《广东省法币协会新一届委员会昨天召开联席会议》可以看出，法币筹办管理委员会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接管白银的任务而用法币替代各种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史料记载，广东、广西各以省行纸币为法定货币，用当地“法定货币”兑换白银；山西继续发行省钞，河北发行铜圆票。民国二十五年后，福建省发行的兑换券、广东省银行的银元兑换券、兴业银行的国家货币兑换券、浙江四明银行的银元兑换券、江西裕民银行的兑换券仍在流通……“跨过邻省，恍如身处异国他乡”的现象依然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华裔商人胡文虎的另一个身份也是“报业之王”。他独自创办的《银河》报，旗下有《星洲日报》、《星岛日报》、《星阳日报》、《星民日报》等近20家报纸，畅销东南亚、香港等地。美洲。他的星星报“宣传抗日救亡，树立人民信仰”，吸引了金中华、郁达夫、叶浅予、郎敬山等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加入。

胡文虎给林主席写信仅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一年后，垂死的法币让位于“杀千刀”的金元券，国民政府已几近疲惫不堪。

回顾历史，新闻纸上的记录永远是最真实的。让邹涛芬没想到的是，这份仅仅“存活”了55天的报纸，却为我们提供了“冒着敌人炮火”的精神和燃烧的文字。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上海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